近年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存废与否的争议再起，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上吵个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讲到计划生育政策，就不能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国牧师马尔萨斯，目睹了暴增的贫困人口带来的革命与暴力，写出了《人口论》一书。在书中，他提到一个观点：人口的增长是按照指数倍增，即1、2、4、8、16……序列，而粮食等资源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即1、2、3、4、5序列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不均衡会越来越大，贫困人口会越来越多，要达到均衡，一种是积极抑制，即瘟疫、疾病、动乱、饥荒等将过多的人口强行消除；另一种方式就是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抑制，通过禁欲、晚婚晚育来减少人口的增加，大体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生育。
从历史来看，马尔萨斯的理论似乎是正确的。以古代中国为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一个容纳人口的极限，超过这个人口的上限，就会发生饥荒、战乱，人口大幅下降，然后又恢复到高峰，周而复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人口的上限有所增加，但是快速增长的人口很轻易地达到人口增长的上限，然后再新的高峰上重复。中国的人口在西汉元始二年达到一个6000万左右的高峰，接下来是绿林、赤眉起义，连年战乱，到东汉初年，人口下降到2100万，东汉末年，人口增长到5000多万，接下来黄巾起义三国纷争，人口十不存一，唐到达6000万的人口高峰，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汉到宋初期，千年时间，6000万左右一直是中国人口的上限。明朝初期的人口为6000万左右，由于两宋对长江中下游和江南的开发，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可以在坡地和山地生长的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甘薯的传入，明朝可以容纳的人口上限有了爆炸式的增长，估计到明末人口达到了1.6亿至两亿之多，数以百万计的没有耕地的流民在大地上游荡最终像野火一般焚尽一切。清初顺治时期丁1400万，人口估计7000万左右，清在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士绅纳粮、摊丁入亩、皇室不像明朝一样占有大量田亩、同时征收工商税，社会容纳人口的上限有了较大的提高，到了道光年间，人口突破四亿，不过接踵而来的就是太平天国大起义，估计有1.2亿到2亿人口在战乱中死去。
可见在古代中国，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政治的改革，容纳人口的上限是在缓慢增加的，从6000万到1亿，2亿乃至4亿，但是指数增加的人口轻易地达到了人口的上限，短则几十年，长不过百年，临界点后就是瘟疫、饥荒与战乱，完美地印证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还可以解释一个为何中国古代的科技领先世界，而工业革命未曾发生在中国的谜团。比如说四大发明没有转化为技术进步，各种织布机在中国早就出现，却一直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生产规模。
在经济学上相对于一定的土地和资本有一个最优人口，在初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人口越多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到达一个最佳规模后，人均产出最高。继续增加人口，就进入了人口内卷化或者叫做过密化的阶段。此时，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产出是下降的，但是总体产出还是上升的，直到随着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此时为容纳人口的极限，人口如果继续增长，系统就只有崩溃了。古代中国除了王朝的初期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人口内卷化或者过密化的阶段，大量过剩的人口抑制了工业化的萌芽，机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人力的替代，在人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社会，大规模使用机器无利可图。
然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好像失效了。全球人口迅速增加，从60年的30亿增加到2005年的70亿，经济蓬勃发展，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战乱和瘟疫，像香港、新加坡、德国、日本等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经济也发展得很好，并未出现增长的极限的现象。这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自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容纳人口的极限。
二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像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依靠外向型经济，如果靠一国和地区的资源他们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上的直接原因是1929年经济危机，各资本国家以邻为壑，纷纷出台政策，由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像美国国内市场大、英国有殖民地的相对好过一些，而日本和德国等依赖海外市场的损失惨重，大量工人失业，民众右倾相续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在二战前日本不过5000万人口，还拥有朝鲜半岛和台湾，尚离不开海外市场，如今日本1亿人口，只有本土，发展比战前好，靠的就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以海上交通线是日本的生命线。
其实进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于参与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在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由于资源要素的优化，会比未开展贸易前凭空多出一份财富，这就是国际贸易利得，两国均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只是多少而已。国际贸易出口的事实上是自己的优势资源禀赋。打贸易战不光损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经济。所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哪怕遇到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再也没有搞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的情况亦是如此。在中国建国时期约为4亿人口，建国后，平均田地、解放妇女、完善水利设施、提高单位亩产，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提高了人口容纳的上限，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8亿，而国家可以容纳的人口的好像也到达了极限。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粮票、布票、肉票、……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但是改革开放后30年，人口增加到了13亿人，物资极大丰富，一个消费者市场出现。我一个乡下的亲戚对此大为不解，对我说道：为什么以前在生产队一年忙到头，辛辛苦苦饭都吃不饱，而现在一年只忙几个月，轻松得多，怎么生活还好了许多呢？答案就在于对外贸易与全球化。以前在土地上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事实上几乎没有创造财富，而今他们进了工厂生产产品，出口的事实上是过剩的劳动力，这是中国近30年巨变的根源。记得在80年代初期乡村中山上所有的杂草灌木都被村中的劳动力一砍而空作柴烧，山林中别说兔子、鸟窝了就是老鼠都被掏了，因为剩余的劳动力实在太多，闲着也是闲着，而今村中的小道都快被灌木淹没了，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少，都到大城市去了。
在中国一定的国土面积和科技水平下，是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的。这个最优的人口规模是多少呢？有科学家从水资源、耕地资源等方面计算，为5-6亿左右。依靠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上限能够增加一些，但是也不能增加得太多。整个世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也许多个数百万人（新加坡）、数千万人（日本）还可以承受，多个数亿人就是难以承受之重了。中国政府在实施计划生育这几十年来估计少生了4亿人，4亿人是什么概念？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过1亿人，美国经济第一也不过三亿人。一只青蛙跳进水塘中和一头大象进入水塘中，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经济目前的13亿人口，可以说是逼近了人口的极限。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暴涨，需求小该商品的价格就暴跌，虽然有国际游资跟风炒作的成分在内，但在改革开放的前段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量过大，已经逼近资源的极限，导致价格剧烈波动；二是中国最近出现的严重雾霾现象，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承受不了。如果是13亿农业人口，只要粮食能够保障，环境也许还能勉强承受。技术进步在提高了容纳人口上限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单位人口需求资源的上限，一位拥有汽车、电器的现代居民消耗的资源很可能是过去农耕居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中国13亿人口达到美国人均资源的消费水平，至少得有5个地球的煤炭资源6个地球的石油资源才够用。中国严重的环境雾霾问题除了工业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汽车的普及，在十余年前汽车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现在中小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基本上都拥有一辆车。除非中国不发展，否则还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的问题。同样，如果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人口的规模必须要下降，否则就是以整个地球剩余的资源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发展。
中国在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少生了4亿人，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在西方国家由于宗教因素，堕胎是不被允许的，反对计划生育是政治正确的。如果中国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多出生的近4亿需要工作岗位的青年将会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虽然由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全球资源共享，导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全球范围内暂时失效，但是在非洲、中东和一些穆斯林国家，人口过快的增长仍然带来了动荡和革命，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动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倍增，没有工作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引发了暴力和革命。以埃及为例，1981年埃及只有3500万人口，目前已经是8100万人口，还有上千万人出生未登记，估计在9000万人口左右，30年人口增长2.5倍，国内耕地只有5500万亩，人均0.6亩不到，出产的粮食只能勉强满足一半的需求，一年必须进口900万吨粮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以前政府进口小麦对大饼进行补贴，确保贫民能够生活，不过随着人口的增加补贴难以维持。埃及近几年来动荡不安，暴力革命不断，其实在人口超出极限的情况下，无论谁上台也没有更好办法解决这一切。
当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后果：例如，养老问题、空巢问题、失独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总是要面对的，在13亿人口的时候不面对，不实施计划生育18亿人口的时候也要面对，问题可能还要更加严重，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在替前人还债务。此外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向外扩张，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不过在现在也不现实，在南海和钓鱼岛为几个小岛礁都争得鸡飞狗跳，更别说要争一个能多容纳数亿人口的地盘啦，大航海时代已经过去，大家都只能在自己的本土上发展。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计划生育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考虑到养老，计划生育并不一定是个人最优的选择。这种情况在经济上很常见，个体的利益跟集体的利益并不一致。例如节俭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人人都节俭不去消费，将会导致经济的萧条。计划生育也是如此，可以说实施计划生育是国民为集体利益作出了牺牲。
计划生育政策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具体的政策上还是值得商榷。一是可以全面放开二孩化。虽然作为一个180斤的大胖子，我们都知道120斤的苗条身材是最优的，但是减肥太厉害了身体吃不消会死人的，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二是社会抚养费应该进入财政，专款专用于孤寡老人和失独者的养老，而不能成为计生部门的小金库。计划生育既然是个人为国家利益作出的牺牲，那么国家就应该负责。
三是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应该统一标准，有一个最高限和一个最低限，不能无上限也不能无下限。过高的标准，超过去美国香港生产的费用，只是逼迫富人国外生子，财富外流；过低的费用导致越是贫困人口越生，越生越穷。最低的费用应该相当于一个地区2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正好用来补偿一个孤寡老人的养老费用。对于交不起钱又非要生三胎四胎的贫民，应该进行强制绝育甚至没收其孩子，交由失独家庭抚养。既然他们不能给予孩子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应该剥夺其抚养权。这一条看上去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是有道理的。在美国，如果父母不能履行对孩子的职责，法官是可以剥夺其抚养权，交由社会福利机构或者符合条件的他人抚养的。
四是除社会抚养费外，不得用其他手段限制生育。各人的偏好不一样，想生的愿意且能付出代价的就让他生。现在的计划生育其实明星富豪管不住，可以出国生；贫民管不住，反正没钱交，真正管住的就是城市中产阶级，以种种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超生就开除公职或者不得提拔，甚至进行连坐，超生者整个单位都不能发年终奖、主管不得调动提拔，其实中产阶级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限制中产阶级的生育，只能使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富二代和极端贫困人口，这种一刀切和一票否决制度，将会带来许多经济和社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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